眼下是各考生填报志愿的紧张时期，每年此时，总会出炉各种各样的大学排行榜。前日，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了最新的大学50强排名。(6月29日《京华时报》)

　　尽管有关负责人称该排行榜结果稳定性强，但相比其他排行榜，稳定性甚至可以视为很差。拿人大自身的排名来说，不管是近年较为权威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搞的排行榜，还是中国校友会搞的，人大都难进前十，而在这个排行中是第四。至于人大究竟有没有实力名列第四，暂且不表，仅人大自己排自己，其公正性、公信力就难保证。

　　要说，给大学排排名，没什么不对的。高校排行榜由来已久，是一种全球性现象。中国大学排名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，最初，只有考生、家长是排行榜的拥趸;有些高校由于排名并不能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，对排行榜并不感冒。但随后短短十来年，已出炉100多个大学排行榜，很多高校转而加入其中，孜孜不倦地谋求一份尽可能权威而又有利于自己的排行榜。

　　排行榜越做越多，无非说明许多高校对其越来越重视了。这其中，且不说一些主办机构受利益驱动，许多大学的功利心态和浮躁风气已较严重。正如某大学校长所言，排名直接影响学校的社会声誉，从而影响生源质量、经费数额、生活待遇等一切需要政府更需要社会支持的资源。就连某顶尖高校的校长都称，“当大家都在关注大学排行榜时，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超脱。”顶尖高校尚且如此，其他高校看待排行榜的心态，可想而知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一些高校负责人有把学校排名的变动视为其任期内“政绩表现”的倾向。基于此，自然不难理解，为什么部分高校会与排行榜制作机构发生利益联系，甚至向“潜规则”投降。去年《人民日报》大篇幅报道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收取高校赞助，就是一个侧影。当然，有的大学则是干脆自己去弄一套排行榜，尽量按自己的需要排名。

　　针对排行榜乱象，去年教育部就明确表示，教育部不赞成、不支持大学排行榜。至于人大今年为何还要率先推出自己的排行榜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
　　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就曾公开表达出对大学排行榜乱象的不满：“一流大学”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“一流大学”。令人担忧的是，与这种大学排行榜相对应的评价、评估方法，正在成为一种“制度”。这与剑桥大学校长艾莉森·理查德“大学名声不能靠‘排’得来”之言论，异曲同工。

　　诚然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，一流大学不是“排”出来的。大学之大在大师，在大气，在质量，在特色，大学建设靠的是扎扎实实的硬功夫与软环境。创建一流大学是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

　　因此，当一所高校为一个排名趋之若鹜，并被排行榜牵着鼻子走时，它还拿什么来长期生存下去?高校与其玩这种排名游戏，不如集中精力和财力去学学别人的长处，补补自己的短处。倘若中国所有大学不那么急功近利，不为虚名所累，则善莫大焉。

　　当然，社会也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知道大学排行榜的制作过程和运作模式。同时，政府管理也不能缺位。准入机制的建立、机构利润率的限制和商业运作行为的规范等，都需要政府部门的作为。

每一年的国内大学排名都受到大家的关注，其实，这只是国内大学的一次排座座分果果，一种自娱自乐的行为而已。就是位列前三甲的大学，在国际上也根本排不上名次，可见，中国大学教育与国际上还存在这很大的差距。

　　美国从事高等教育的大学和学院遍布全美各地，正规的高等院校有3500多所，加上从事高职高专的社区学院，从事高等教育的院校数量高达5020多所。院校规模通常也比较大。多数院校招收研究生，面向世界各地，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。在美国，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立，从教育的角度看，两者没有差别，只是经费来源、经营情况有所不同。有的私立学校的规模和名气远超过一些公立学校，有的已成为世界名校。美国名校中，排名靠前的院校常常是私立学校。

　　美国大学的本科生课程旨在给学生奠定一个比较广泛的学业基础，同时让每个学生确定一项主修科目（major）。所谓“主修科目”指的是大学本科生为了获取学位（degree）集中攻读的科目。每个学生一旦选定主修科目，就将大量学习这一专业领域的课程，特别是在三、四年级（junior and senior years）更是如此。

　　美国大学生在开始攻读学士学位时尚未选定自己主修什么科目，这是十分普遍的情况。刚入大学的最初两年，本科生一般是从各系（department）广泛选课，即使有些大学生在入学之初确曾“声明”选择某项主修科目，后来也很有可能改变想法，转而攻读更感兴趣的其它科目。大学最初两年广泛选修的“公共课程”一般或其中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所必须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大学生在二年级（sophomore year）结束时才选定自己的主修科目。

　　在学生入校时，学校为每一个学生指定一名教师作为“导师（academic adviser，也称faculty

　　adviser）”帮助学生选课、制定课程学习计划，并督促学生在学习中取得进展。除“导师”外，学生也可以找系里其他成员寻求指导。虽然可以得到咨询和帮助的机会很多，但在美国的教育体制下，必须依靠学生本身主动。换句话说，应该由学生本身对自己的学习负责。“导师”虽然帮助学生决定应该选择那些“选修课（elective course）”，但是“导师”的责任是“帮助”学生做出自己的决定，而不是“代替”学生做出决定。在大多数高等院校里，“导师”仅仅负责批准学生的学习计划和认可学生每个学期选课的数目。这个学习计划既符合学生获得学位的目标，也符合学校对获得学位的规定。学校要求全日制（full time）学习的学生每学期选课的数目要达到“全负荷”，即本科生12至15个“学分课时（credit hour）”，研究生12个“学分课时”。

　　到了研究生阶段，学习就趋于专业化了。学生需要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攻读学位的系里开设的专业课程，尽管还有一定的机动性，还可以选修一些感兴趣的其他领域的课程。研究生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（PhD program），一般需要4~5年，也可以只攻读硕士学位（master’s program）或先攻读硕士学位再攻读博士学位。

　　美国学校里的每门课程所规定的作业量非常之大，同时还有大量的课堂小测验（quiz）和大作业或课程设计（project）。这种教学方式，加上良好的教学基础设施、图书馆和实验环境，对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或实际技能，特别是对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是非常适宜的。

　　美国大部分高等院校的学年（academic year）从每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开始，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五月或六月份。有的学校实行两学期制（semester system），有的学校实行三学期制（trimester system），还有的学校实行四学期制（quarter system）。大部分学生夏季不上学。一小部分学生利用暑期留在学校上夏季班，争取多得几个学分，以缩短正常情况下获取学位所需的时间。

　　美国高等院校的教学方法，随课程类别和教师授课风格之不同而千差万别。在美国，教师对如何指导一门课程有相当大的自由。有时候，学生需要额外的帮助才能掌握学好一门课的本领。如果所选择的任何一门课程出现赶不上的危险时，务必要尽快找该课的授课教师或助教、或者找导师或外国学生咨询顾问、或者找校园里任何一种学业支助机构，以寻求帮助。这类学业支助机构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安排时间、更好地学习、完成书面作业和应付考试。在美国，寻求帮助并非是一种示弱的表现。事实上，教师和助教愿意学生带着问题寻求帮助。

　　学业支助机构使用各种各样的名字——诸如“学业技巧开发中心（Academic Skills Development Center）”、“写作中心（Writing Center）” 等等其他形形色色的名字。但是，万变不离其宗，他们的目的全是帮助学生学好各门课程。